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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领诺奖 瑞典“讲故事”

[日期:2012-12-10] 来源:  作者: [字体: ]

莫言领诺奖  瑞典“讲故事”

(附演讲稿全文、同步点评)

    北京时间12月8日零点三十分,史上第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莫言走上了瑞典学院演讲厅讲台,面对着来自全球媒体的摄影机和现场的四百名听众,发表他的获奖演说。一点零七分演讲结束,比预定时间提前六分钟。

  演讲全文提前发放

  瑞典学院不大却典雅庄严的演讲大厅金碧辉煌,莫言身穿黑色中山装,用缓慢而清晰的汉语发表演说,他的演讲题目,正如之前诺贝尔官网的预告,是“讲故事的人”。

  在演讲开始一个小时前,主办方开始允许观众入场,而瑞典文、英文、中文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荷兰语六个语种的演讲稿也同时发放。提前到场的听众,包括本报记者有幸在莫言开讲之前就全文读到了这份珍贵的演说词,而聆听的过程,则更多变成了欣赏、回味与思考。

  现场给全世界讲故事

  在给莫言的授奖词中,瑞典学院称莫言“用幻觉的现实主义,结合历史与当代,写出了中国的现实”,诺奖表彰莫言讲故事的能力,将莫言的写作与世界文学史上讲故事的大师——福克纳、马尔克斯、君特·格拉斯、狄更斯以及中国的蒲松龄联系在一起。而莫言也正是用“讲故事”的方式在获奖的两个月后,对这个光荣的表彰做出回应,发表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声明。瑞典当地电视台、诺贝尔官方网站以及全球众多媒体对这一历时45分钟的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。

  在莫言的获奖演说中,他谈到了自己善良而坚毅的母亲,谈到了他孤独和饥饿的童年,谈到了他从一个听说书的孩子到一个“现代说书人”的成长之路,谈到他从西方现代派到回归并超越中国传统的写作道路,谈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,谈到了对人性的复杂与朦胧的深刻理解。针对关于他的种种批评,莫言说,“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,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。”

  这个热爱讲故事、讲出了无数好故事的作家说,“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,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”在诺贝尔的讲台上,莫言用讲故事的方式,让现场的四百多名听众与全世界的人感受到了故事的珍贵与力量。

 

——莫言演讲稿全文

讲故事的人

□莫言

 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,女士们、先生们:

 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,我想在座的各位,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,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,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,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。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,我的母亲,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。我获奖后,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,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。

  我母亲生于1922年,卒于1994年,她的骨灰,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。去年,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,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。据开坟墓后,我们看到,棺木已经腐朽,母亲的骨殖,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。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,移到新的墓穴里,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,我感到,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,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,就是对母亲的诉说。

 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。

 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,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。因为饥饿无力,失手将热水瓶打碎,我吓得要命,钻进草垛,一天没敢出来。傍晚的时候,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。我从草垛里钻出来,以为会受到打骂,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,只是抚摸着我的头,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。

 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,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,看守麦田的人来了,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,我母亲是小脚,跑不快,被捉住,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。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。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,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我母亲嘴角流血,坐在地上,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,多年之后,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在集市上与我相逢,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,母亲拉住了我,平静地对我说:“儿子,那个打我的人,与这个老人,并不是一个人。”

 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,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,每人只有一碗。正当我们吃饺子时,一个乞讨的老人,来到了我们家门口,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,他却愤愤不平地说:“我是一个老人,你们吃饺子,却让我吃红薯干,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?”我气急败坏地说:“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,一人一小碗,连半饱都吃不了!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,你要就要,不要就滚!”母亲训斥了我,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,倒进老人碗里。

 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,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,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。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。当我放学回家时,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。母亲并没有骂我,只是轻轻地说:“儿子,你让娘丢了脸。”

  我十几岁时,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,饥饿,病痛,劳累,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,看不到光明和希望。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,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。每当我劳动归来,一进大门,就高喊母亲,听到她的回应,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,我就心惊胆战,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。有一次,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,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,这时,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。她对我的哭很不满,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。母亲看透我的心思,她说:“孩子,你放心,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,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,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
  我生来相貌丑陋,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,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。我回家痛哭,母亲对我说:“儿子,你不丑。你不缺鼻子缺眼,四肢健全,丑在哪里?而且,只要你心存善良,多做好事,即便是丑,也能变美。”后来我进入城市,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,我想起了母亲的话,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。

  我母亲不识字,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。我们家生活困难,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,她总是会满足我。她是个勤劳的人,讨厌懒惰的孩子,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,她从来没批评过我。

  有一段时间,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。我偷偷地跑去听书,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。为此,母亲批评了我。晚上,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,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,起初她有些不耐烦,因为在她心目中,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、不务正业的人,从他们嘴里,冒不出什么好话来。但我复述的故事,渐渐地吸引了她。以后每逢集日,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,默许我去集上听书。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,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,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,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。

  很快的,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,我在复述的过程中,不断地添油加醋。我会投我母亲所好,编造一些情节,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。我的听众,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,连我的姐姐,我的婶婶,我的奶奶,都成为我的听众。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,有时会忧心忡忡地,像是对我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儿啊,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?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?”

 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,因为在村子里,一个贫嘴的孩子,是招人厌烦的,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,我在小说《牛》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,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。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,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、安稳大方的孩子。但在我身上,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,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,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,又带给了她愉悦,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。

  俗话说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,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,这使得我的名字“莫言”,很像对自己的讽刺。

 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,因为年幼体弱,干不了重活,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。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,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,我心中充满悲凉,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——哪怕是一个孩子——离开群体后的痛苦。

  到了荒滩上,我把牛羊放开,让它们自己吃草。蓝天如海,草地一望无际,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,没有人的声音,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。

  我感到很孤独,很寂寞,心里空空荡荡。有时候,我躺在草地上,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,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。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。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,但她始终没有出现。但有一次,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,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。狐狸跑没了踪影,我还在那里颤抖。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,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。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,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。但鸟儿不理我,树也不理我。——许多年后,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,当年的许多幻想,都被我写进了小说。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,有一些文学爱好者,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,对此,我只能报以苦笑。

 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:“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”,我童年辍学,饱受饥饿、孤独、无书可读之苦,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,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。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,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。

  辍学之后,我混迹于成人之中,开始了“用耳朵阅读”的漫长生涯。二百多年前,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——蒲松龄,我们村里的许多人,包括我,都是他的传人。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,在生产队牛棚马厩,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,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,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,历史传奇,逸闻趣事,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、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,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。

 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,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,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。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,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,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。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,我遇到一个陌生人,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。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,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,为了壮胆,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。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,嗓音嘶哑,声调难听,我的歌唱,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。

 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,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,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,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,我沮丧地告诉她:什么都没看到,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。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,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。

  1976年2月,我应征入伍,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,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,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。我必须承认,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,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。

 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,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,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,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,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。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,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。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,就是写英雄模范,所以,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,但文学价值很低。

  1984年秋,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,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,我写出了《秋水》、《枯河》、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《红高粱》等一批中短篇小说。在《秋水》这篇小说里,第一次出现了“高密东北乡”这个字眼,从此,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,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,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。我必须承认,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“高密东北乡”的过程中,美国的威廉·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。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,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,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,但在文学创作中,必须颐指气使,独断专行。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,即意识到,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,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,而我是冰块,如果离他们太近,会被他们蒸发掉。根据我的体会,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,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。正所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所?裕」芪颐挥泻芎玫厝ザ了堑氖椋欢凉敢常揖兔靼琢怂歉闪耸裁矗裁靼琢怂鞘窃跹傻模婕次乙簿兔靼琢宋腋酶墒裁春臀腋迷跹伞?/p>

 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,讲自己的故事。我的方式,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,就是我的爷爷奶奶、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。坦率地说,讲述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,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,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,我自己的故事,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,譬如《枯河》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,譬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,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,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。当然,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,小说必须虚构,必须想象,很多朋友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是我最好的小说,对此我不反驳,也不认同,但我认为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、最意味深长的一部。那个浑身漆黑、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,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,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,我写了很多的人物,但没有一个人物,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。或者可以说,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,总有一个领头的,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,他一言不发,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,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,尽情地表演。

 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,讲完了自己的故事,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。于是,我的亲人们的故事,我的村人们的故事,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,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,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。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,等待着我去写他们。我的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、姑姑、叔叔、妻子、女儿,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,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,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。当然,我对他们,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,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,成为文学中的人物。

  我最新的小说《蛙》中,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。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,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,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,但很快便不胜其烦,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。姑姑确实是我写《蛙》时的模特,但小说中的姑姑,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。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,有时简直像个女匪,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,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,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,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,身披黑袍,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,我感谢姑姑的宽容,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,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,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。

  母亲去世后,我悲痛万分,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,这就是那本《丰乳肥臀》。因为胸有成竹,因为情感充盈,仅用了83天,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。

  在《丰乳肥臀》这本书里,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,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,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。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,我写下了“献给母亲在天之灵”的话,但这本书,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,这是我狂妄的野心,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“高密东北乡”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。

 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,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,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,譬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——譬如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。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,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,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,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,语言丰富多彩、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,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,在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中,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,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,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,当然,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。在我的写作中,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,写作之初,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,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,但作品完成之后,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,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,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,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。我父亲说,“他在《红高粱》中,第一句就说‘我父亲这个土匪种’,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?”

 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,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,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,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。我知道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,而这片地带,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,只要是准确地、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,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。

 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,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,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,但从《檀香刑》这部小说开始,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。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,目无读者,从这本书开始,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,面对着许多听众,绘声绘色地讲述,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,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。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,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,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,当然,这种回归,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。《檀香刑》和之后的小说,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。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,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。

  最后,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《生死疲劳》。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,据我所知,为翻译这个书名,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。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,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,之所以以此为题,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,是真正的宇宙意识,人世中许多纷争,在佛家的眼里,是毫无意义的,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,显得十分可悲,当然,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,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,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,以及人为追求幸福,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。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,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。这个人物的原型,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,我童年时,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,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。给他拉车的,是一头瘸腿的毛驴,为他牵驴的,是他小脚的妻子。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,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,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,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,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,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,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,事过多年,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,这个人物,这个画面,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,我知道,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,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,但一直到了2005年,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“六道轮回”的壁画时,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。

 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引发了一些争议。起初,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,渐渐地,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,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。我如同一个看戏人,看着众人的表演。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,也被掷上了石块,泼上了污水,我生怕他被打垮,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,擦干净身上的脏水,坦然地站在一边,对着众人说。

  对一个作家来说,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。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,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,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。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。

 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,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,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,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。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,更是如此。

 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,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,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。

 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,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。

  上世纪六十年代,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,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,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,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,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,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,有一位同学,脸上没有一滴泪,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,也没有用手掩面,他睁着眼看着我们,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。事后,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。为此,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。多年之后,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,老师说,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,有十几个同学。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,每当想起他,我就深感歉疚,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,那就是:当众人都哭时,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,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,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。

  我再讲一个故事:三十多年前,我还在部队工作,有一天晚上,我在办公室看书,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,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,自言自语道:“噢,没有人?”我随即站起来,高声说:“难道说我不是人吗?”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,尴尬而退,为此事,我洋洋得意了许久,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,但事过多年后,我却为此深感内疚。

 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,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: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,为避一场暴风雨,躲进了一座破庙,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,一个个的火球,在庙门外滚来滚去,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,众人都胆战心惊,面如土色,有一个人说:“我们八个人中,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,谁干过坏事,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,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。”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,又有人提议道:“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,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,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,就说明谁干了坏事,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。”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,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,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,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,他自然不愿出去,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,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——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,那座破庙轰然坍塌。

 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。

 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 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,这些故事,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。

  今后的岁月里,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。

  谢谢大家!

 

【同步点评】

  叶开(莫言传记作者)

苦难、人性、爱、理解与宽容

  @老虎不吃飯飯:作为一名讲故事的人,莫言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下接连讲了好几个故事。这些故事串联到一起就是一个道德讽喻。他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而不是一名思想家的方式,巧妙地把话题紧紧地拴在了故事上。没有故事的人是可怜的,有故事讲不出来是可怜的,没故事可讲却硬要编个虚假的故事,是可怜的。

  @老虎不吃飯飯: 苦难、人性、爱、理解与宽容,是莫言演讲关键词,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,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,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。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,人们应彼此宽解、尊重,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。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,在他不断的反思中,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。

 

  李静(文学评论家)

不谈理论只讲故事

  莫言说到母亲的言传身教,他说到他母亲的那些细节,很真挚。他是讲故事的人,所以他没有用一种说教的方式或者用一些观念,来讲他的文学创作。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说起,用故事说话,让人从中看到他的善恶观,道德观,让人看到他内心非常柔软的部分,这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。印象里,莫言本人一向如此,他的书很少涉及思想、理论,而是一直用经验说话。讲话中,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回顾,我想这主要是出于西方世界可能还对他有所陌生,所以有所交待是必要的。另外,最重要的是,他用很巧妙的方式,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国内或华文世界,在一些方面对他的争议。他说,对一个作家来说,最好的说话方式是作品,他最真实的想法都在自己作品里,我觉得回答得很巧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
   蒋泥(作家,《大师莫言》一书作者)

故事是莫言的生命

  莫言的讲演里突出了这个最为本质的东西,“讲故事”。通过讲故事,莫言建立了他的“幻觉现实主义”(hallucinationary realism)王国,而非magic realism(魔幻现实主义)王国。正如我在《大师莫言》里分析的,“魔幻”属于拉美,“幻觉”属于神秘的东方世界,古老的中国。在这里,诞生过神怪小说,以《聊斋志异》和《西游记》最为著名,“神怪”即“幻觉”。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同样有着“幻觉现实主义”的痕迹。“幻觉现实主义”和“神怪小说”有差异。莫言本质上是中国古老的土壤酝酿出来的。他找到自己的根,拥抱传统,拥抱大地,创出新型的艺术,开辟“幻觉现实主义”新路。

 

  张柠(文学评论家)

莫言的故事实现文学的超越

  莫言站在诺贝尔讲台上,向全世界人讲述了一个生存的和文学的故事。他用讲故事的方式,表达了他对自我、人生、社会、历史的理解,以及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的关系。莫言在演讲中呈现了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过程。他的故事有三个来源:一是现实的残酷经验,如童年的苦难记忆。二是超越残酷经验的爱和悲悯,如母亲的爱、东方哲学的启示。三是故乡流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。这些要素,通过他个人的奇思异想组合在故事结构中。他的故事,既是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写照,也是超越现实的残酷性和人的局限性的通道,更是一个存在和灵魂的避难所。由此,实现了文学的超越性。这正是文学的根本价值和精神旨归。

 

  白烨(文学评论家)

他把乡民智慧表达得很充分

  莫言最初的写作目标非常朴素——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,求得温饱,而不是文以载道,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。他是平民的代言人,长于乡土,始终有平民意识和姿态,他在演讲中提到“说书人”这一点很重要,很多人说他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,而他归根到蒲松龄。

  莫言经常强调自己是乡下人,是农民的儿子,作品中特别讲了成长和土地的关系,母亲和土地可视为同一个意向。他把被文明改造过的乡民智慧表达得非常充分,有乡土性,又有很高的文明程度——智慧和幽默。

  他的作品突出对人性的挖掘。很多中国作家的对人性的挖掘审视,更侧重伦理,社会秩序,社会组织结构,人性部分凸现不出来,而莫言是这些都具备,人性的东西更突出。

 

  许金龙(社科院外文所学者)

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

  大江健三郎是在学校上的大学,而莫言是在民间上的大学。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他的母亲和民间传说,他通过母亲来获得这种启蒙。他的母亲代表着当地的边缘文化,这种边缘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和中原文化,相对于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而言。所以他始终有一个冷静观察的视角,能跳出来审视这种文化。

  在古希腊神话里,有一个大地之子的传说,莫言的母亲是大地,只要他站在大地上,任何人和神都伤害不了他。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,离开了就不是莫言了。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反映高密的乡土人情。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,只是技巧性的东西,不构成他的血肉和基因。文学像大河,外来文化能让他漫出一点河堤,但主流始终是由高密当地文化、地理、历史和民间传说所造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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